提到云南，人们联想到的总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群山叠翠、四季飞花。保护好云南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近日，省政协在昆明召开“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民主监督协商会，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用丰富的调研成果，与省级相关部门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协商对话，为我省保护和修复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开出了一剂剂良方。

直面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硬伤”——摸清家底

        生态，是云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随着开发利用的推进，生态环境的破坏正成为威胁和制约云南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数据显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30%。在全省129个县（市）中，121个有岩溶分布，其中岩溶面积占国土面积超过30%的有65个。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漠化面积达5929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32%；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石漠化面积达1180多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42%以上。同时，很多山体因工程建设、“五采区”（采石、采矿、采土、采砂、砖瓦窑）等受损。

        为了进一步查实问题，协商会前，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联合致公党云南省委，组织委员、专家深入楚雄、大理、红河、文山等州的10个县市，以金沙江干热（干暖）河谷和滇南、滇东南石漠化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及沿路、沿河（湖）、沿集镇绿化为切入点开展实地调研，并远赴山西学习考察兄弟省份的经验做法。

        “有的地方为急于见树见绿，沿用打造城市景观方式搞道路面山绿化，用园林绿化中的美化树种上山造林，结果代价高、管护成本高、成活率低”“有的地方重口号、轻落实，重栽轻管、养护脱节”“个别地方还存在边修复、边破坏，发动组织群众不够及‘政府干、民众看’现象”……通过调研，一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现实问题，浮现了出来。

        协商会中，委员、专家们指出，只有直面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找到云南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正确路径。在他们看来，除了存在对生态资源环境盲目乐观的认识外，云南的生态修复还面临两大“硬伤”。其一，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陈穗云指出的“我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机构职能整合度不够，大多是单一部门围绕单一要素开展，难以建立统一协调的保护机制”。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规划。其二，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投资来源渠道单一，项目资金缺口大和融资难成为工作推进的重要阻碍。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系统——科学治理

        看到问题的同时，近年来我省各地在探索创新保护修复模式中先行先试的好经验好做法，也给调研组留下了深刻印象，委员、专家纷纷把各自认为的可取之处写进了大会发言。

        楚雄彝族自治州实施干热河谷退耕还林、高效节水灌溉等项目，实现增绿增收；大理白族自治州按引水上山、乔木产业布局思路，实现财政资金“小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大杠杆”；红河州深入推进森林红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建成11个森林公园、3个湿地公园，让群众享受到良好生态的红利；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改善生态系统和维护生态功能为核心，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打造3.9万亩荒山成为滇桂黔石漠化治理片区省级示范区……

        省政协副主席何波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做好新时代云南治山治水、显山露水大文章，要牢牢把握推进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生态修复转型升级、国土绿化提质增效的重大机遇，开展大规模专业化群众性国土绿化行动，加快荒山荒坡造林和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综合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系统生态保护修复。

        “我省的生态修复目标应尽快从‘以增加面积为主’向‘以提高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为主’转变。”省政协委员、西南林业大学校长郭辉军建议，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修复，在关注治理率、覆盖率等数量指标提高的同时，集中力量开展综合生态系统恢复与整治，大力推进生态系统的集约经营。

        省政协常委、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卢云涛认为，生态修复要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生态脆弱区生产力布局的重要依据，评估承载能力是否超载，识别资源要素短板，引导和调控不同区域的开发利用方式、强度及规模。“例如，滇东南喀斯特地区应科学界定耕地开发上限；滇西北农牧交错带要防止草场等资源超载利用；沿江干热河谷地带的开发利用应充分考虑水资源等短板。”

        针对抚仙湖流域基本农田因分散经营导致农民难以掌握科学施肥，习惯性施用大水大肥严重威胁抚仙湖水质的现象，省政协委员达布希拉图建议，要打造“新型生态—智慧农业”种植模式，以科学化精准灌溉和智慧化管控为技术手段，全面解决抚仙湖农业生产种植各方参与主体的诉求与痛点，实现“土地可耕种—农民有收入—政府没负担—生态又环保”的多赢发展目标。

让民众共享优良生态环境成果——绿色发展

        当生态脆弱、石漠化等生态问题与深度贫困的地区实际相交织，生态与贫困的双重问题就愈发突出和难治理。

        怎样做到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成为云南当下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云南多数生态破坏区都与中、重度贫困区重叠，贫困、财政困难与环境问题相交织，加之保护意识不强、开采方法粗犷，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十分艰巨的挑战。”陈穗云委员举例说，一些山民用毁灭性方式采集野生中药材，造成当地生态多样性无可挽回的破坏。

        “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效益和扶贫成效”成为委员、专家们达成一致的共识。

        “生态修复应避免当前部分种植项目在全省各地一哄而上、后期恶性竞争，使得扶贫项目经济效益无法达到预期局面的乱象。”陈穗云建议，生态脆弱地区应当选用以最小自然生态代价可以实现的扶贫项目，做到长短期效益兼顾，把少量条件相对良好的区域用于发展扶贫生态产业，把土壤贫瘠、坡高路陡、水有效供给困难的区域用于荒山绿化植物种类繁殖，以解决贫困地区长期低成本绿化和覆盖荒山的种源问题。

        “不要再认为生态保护与修复是赔钱的事，这是在为后人创造金山银山。”省政协委员、云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唐开学指出，产品生产是GDP，生态保护与修复更是绿色GDP，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他建议，不要把生态脆弱地区变成粮仓和经济作物生产地，要在保护的同时根据生态退化程度限制物质生产负荷，确保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鲜明底色。”郭辉军委员建议，生态脆弱地区应当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制定符合生态功能定位的产业正负面清单，同时推动生态保护系列工程与扶贫工程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让生态保护的红利早日惠及人民群众。

文章出处：“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公众号